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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走基层·一线蹲点】企业里的中国车间 《工人日报》(2012年06月09日03版)
2012-06-12
 
 

【走基层·一线蹲点】企业里的中国车间

《工人日报》(2012年06月09日 03版)本报记者 蒋菡

 

对于他们来说,车间的吸引力大过了田地。

工人中的佼佼者成燕,并没有想过“一步步往上爬”。

岳俊的第一份工作,只干了一个月。

张静觉得女孩更适合安稳地在车间工作。

 

赵正丽感慨:“现在的孩子不像我们当初那样能吃苦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开栏的话

        看企业,观中国。

        波澜壮阔的改革,焕发出无数企业的活力,最终汇聚成中国澎湃的动力。今天,企业改革进入深水期、胶着期、关键期,守成与创新、虚拟与实体、挫折与进取,企业的每一种选择里,都折射着时代光影的转换。探索始终没有停顿,在丰富多样的选择中,企业正迎来一次艰巨而辉煌的远征。

        一滴水里见大海。我们寻找每一个有新闻的企业。这样的样本里,都能量出一个国家的体温。为此,本报将在“走基层·一线蹲点”栏目中,为读者陆续呈现一个又一个“企业里的中国”。敬请垂注。

 

        走进晨风集团金坛一厂的车间,服装生产线上低头忙碌的工人很少会抬头看你一眼。

        他们全神贯注在手头的活儿上。完成一道工序的时间通常按秒计算,而在计件制下,这几秒钟可以折合成几分钱。

        “效率就是金钱”是这里最贴切的写照。虽然车间里播放着或欢快或忧伤的流行歌曲,但紧迫感依然无处不在——在一台台缝纫机有规律的嗒嗒声里,在一个个工人沉默而专注的眉宇间。

        6月的江南,充满夏天的味道。虽然车间里开了空调,但姑娘小伙的T恤还是被汗水濡湿了。

迷惘

        “谈不上喜欢,也谈不上不喜欢。”对于这份服装车间里的工作,1993年出生的女孩张静说。

        去年初中毕业后,她来到金坛一厂。如今,她和哥哥、叔叔在同一车间干着不同工种,哥哥上袖子,叔叔拉门襟,她做正夹领。

        作为中国纺织服装出口百强企业,晨风集团在江苏昆山和宿迁各有一个工厂,在金坛有6个厂,总共有近8000名工人。其中,拥有1300名工人的金坛一厂外来工最多,大概占了一半。

        张静的叔叔在这家企业干了10多年,已在金坛安家。而张静还没想那么远,也许过几个月换个工作,也许过几年回老家嫁人,唯一确定的是车间的吸引力大过了田地。

        “种地比车间的活儿更累,每天都得下地。”从离开那片田地起,张静和哥哥就没打算再扛起锄头。现在父母还能种地,将来老了,估计只能把地租给别人种了。

        这在如今的中国农村并不罕见。“将来谁来种地”已成为严峻的现实。

        张静觉得女孩更适合安稳地在车间工作,而对于像她哥哥那样的男孩来说,不如学门手艺,攒钱回家开个小店。

        在金坛一厂,男工约占30%,整烫线上就是一水儿的小伙子。

        18岁的贵州籍工人岳俊讲述了自己的工作简历:初中毕业后,到杭州一家餐馆打工,一个月后便辞职,原因是“老要干各种卫生工作”。去年随朋友来到金坛,落脚晨风,原因是“车间干净、简单,福利待遇也不错”。

        记者在晨风采访了10多位新生代工人,感觉他们都像岳俊一样,将辞职看得很随意。有人辞职的原因只是“想去其他地方看看”。

        有个女孩来金坛一厂待了半天就要离开,因为“这个车间太大了,一眼望去全是脑袋”——晨风集团董事长尹国新当时就被“噎住”了:“老一辈的打工者,如果能在这么宽敞明亮的车间里工作,还觉得幸运呢!”

        在晨风干了18年的金坛一厂质量副厂长赵正丽感慨:“现在的孩子,不像我们当初那样能吃苦了,也不像我们一干这么多年。”

        谈及未来,岳俊一脸茫然:“小时候想着长大了多赚钱,现在连赚钱的心思也不那么重了,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”

        未来似乎太远,年轻的工人触摸不到也无从设计,就好像他们手中的一段段料子、一个个领子、一粒粒扣子,他们能看见的是一件衣服的某个部分,但很少有人能看到衣服的全貌,更少人想到自己也设计一件。

        其实,他们可以努力沿着一条通道往上走:从工人到质检员、技术员、车间主任、副厂长再到厂长。但很多人对此根本没想法,即便对工人中的佼佼者成燕来说,这条通道也很窄。

        金坛人成燕,生于1982年,在晨风工作了10年,现在干的是车间里技术含量最高的两个工种之一——包摆缝。

        衬衣在她手里麻利地一抖一展,再在缝纫机上走线,片刻便完成一道工序。她的手轻灵得像只燕子,瞬间绽放的劳动之美令人惊叹。

        成燕的效率是同工种的6个人中最高的,每天大约能做1000件,而其他人大约做600件~800件。她的收入也是最高的,每月大约能拿到近4000元,而该厂工人平均工资约为2600元。

        成燕的照片和纪录被贴到车间的光荣榜上。但她表示,自己没想过“一步步往上爬”。如果做管理工作,不像工人到点就能下班,不方便照顾孩子。“只要干活效率高,工人的收入并不比管理人员低。”

        近两个月,金坛一厂的员工流动率约为3%。而在金坛,纺织服装业的平均流动率在10%左右。

        一份题为《倾听“后80”青年工人心声》的调研报告显示,85后的青年工人普遍表示,不会完全为了钱去打工,而是有更多的追求。影响他们工作稳定性的主要因素,除了工资、生活环境外,工作本身要有吸引力,他们不愿长年累月地重复相同的动作并经常加班。他们还渴望尊重与理解,不喜欢只会发号施令的管理者。

        调研报告给出了统计数字:68.2%的青年工人打算未来自己创业,只有24.3%的人打算留在城市务工。但他们对如何实现“创业梦”,往往缺乏切实可行的规划。

        记者觉得,这份报告的部分结论,在晨风可以得到印证。

        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目标非常明确——回村盖房。而新生代的想法截然不同:他们想留在城市,尽管因为户籍制度而无法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,尽管因为技能和资金的限制而难以实现创业梦。

        于是,他们从一座城市辗转到另一座城市,从一个车间飘到另一个车间。

清醒

        4月,晨风集团6000名工人中,走了大约150人,跟新来工人数基本持平。

        对于集团董事长尹国新来说,今年用工压力最大的日子过去了,但还不能放松:“留住工人,是一场持久战。”

        每次看到优秀工人离开,尹国新都很“舍不得”。他想不通,晨风的工资待遇比周边同行大约高10%,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走?

        近年来,在拥有近500家纺织服装企业的金坛,尹国新的很多同行都在为缺工焦虑。尽管该市纺织服装业工人的工资以每年超过10%的幅度在增加,但工人依然不断流失。不少老板抱怨,招工越来越难。

        尹国新一直在琢磨怎么应对。

        3月的一天,尹国新去一家餐馆吃饭:“服务员,请给我拿块毛巾。”一个女服务员笑眯眯地走来:“尹总,给您!”尹国新很奇怪:“你怎么认识我?”“我在您厂里工作过。”“哦,改行了。是我们厂里待遇没这儿好吗?”“不,厂里挺好的,就是太枯燥了,做服务员轻松一点。不过,这里挣得少,说不定哪天我又回车间去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 仿佛一根火柴照亮了黑暗,尹国新突然醒悟:以前我总是和同行比待遇,其实应该和劳动力市场上所有相关的行业比,尤其是服务业。

        在外需疲软、出口下滑之际,中国服务业正与制造业展开日趋激烈的劳动力争夺战。

        “不仅要比工资福利,还要比上下班时间、工作压力、管理人员素质、宿舍条件和娱乐设施。”尹国新说,以前的工人大多希望多加班、多挣钱,而现在的年轻人除了挣钱,还有各种物质、精神需求,企业要尽量满足他们。

        服装车间的枯燥程度和劳动强度比电子行业小一点,但比服务业大,而收入比服务业多一些。“要尽可能地在劳动强度和薪水之间寻找平衡点。”

        为了“对症下药”,晨风4月对工人进行了一次调查,比如对公司最满意和最不满意的是什么,希望改善的是什么。

        其中,对公司最不满意的方面,“管得太紧”和“对品质要求高”排在前列。有工人说:“请个假还要领导批,不自由。”还有工人说:“做得不好还要返工,太麻烦。” 

        在尹国新看来,这种想法真是奇怪。80后和90后的员工,让这个从事了近30年服装行业的老总越来越摸不透了。

        有些要求,他很难满足。比如,车间到下午会播放音乐,以免大家犯困,而一些工人建议允许听MP3,自己想听啥就听啥。“如果听MP3,很可能听不到广播通知,而且整天听耳机对耳朵也不好。”尹国新说。

        不过,有些问题可以改进。一些车间主任习惯在喇叭里指名道姓地指出工人的操作问题,不少工人对此表示“太烦”:“谁有问题,找谁单独说就行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这是要求改进管理方式,可以做到。”尹国新说。实际上,今年春节前,他刚让一位业务能力很强但管理方式不够人性化的厂长“下岗”。

        留住工人的努力是全方位的,也是细致入微的。曾有客户提出要工人在车间戴上帽子,被尹国新拒绝了:“小姑娘花200元烫了个新发型,就是让人看的,要求天天戴帽子人家能乐意吗?”

        多年前,晨风就开通了申诉渠道,董事长和工会主席的手机向全体员工公开,24小时开机。集团党委书记、工会主席曹仁伟说,“刚开始短信太多了,比如宿舍灯坏了维护人员不及时修理、车间管理人员态度不好等,我们都及时解决。”现在短信越来越少,有时一个月收到一条。

        缺工,让晨风开始琢磨该为工人再多做些什么。丰富工人的业余生活,成为曹仁伟这段时间的工作重点。“我们将在宿舍区建立职工之家,3个月内,棋牌、球类等娱乐设施将基本到位。”

        晨风集团的前身创建于1967年,早期做丝绸服装,内销为主,上世纪80年代开始转型以代工出口为主。20多年来,年销售额从数百万元增长到20多亿元,这是工人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业绩。

        在“中国制造”中,纺织服装业产量占全球的二分之一,出口占全球的三分之一。

        延续奇迹的路径,或许可以从福特汽车公司百年前的一项利润分享计划中获得启示。1913年,产量提速的福特,经历了车间工人370%的流动率,缺勤率平均每天10.5%,于是该公司许诺在高地公园厂工作的工人每天至少将得到5美元的报酬——这是底特律市场工资的两倍,同时将工时由一天9小时降到8小时。数千工人蜂拥而至,并且工作得比过去更加努力,以至于亨利·福特宣称该政策是“我们所实行过的最好的降低成本策略”。

        演化经济学著作《车间的竞争优势》,如此评价福特公司在上世纪早期取得的车间竞争优势:“它不仅建立在技术的革新上,也建立在与劳动者分享价值的制度创新上。”该书分析,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,世界工业领袖的接力棒从英国传递到美国再到日本,如果从车间这一层面探讨国际竞争力更替背后的原因,不难发现美国是以技术胜出,日本则因为让工人有机地融入企业的长期发展中而奠定了优势。

        “我想,让工人和企业分享价值、共同成长,是车间的竞争优势得以延续的一大支点。”尹国新说。

平行还是交织

        晨风的老一代员工,很多人一辈子没去过第二家企业。尹国新从19岁进入车间当缝制工人,一步一个脚印,24岁当上厂长,此后带领晨风成长为年销售额20亿元的服装出口企业。

        “刚到车间时,看到天花板生锈了,一点铁锈掉下来就毁了一件衣服。下班后,我就买了桶油漆把铁锈刷掉了。”尹国新回忆说。

        如今,他多么希望还能在车间里找到像自己当年那样的工人。

        但对于当下晨风的大多数外来工来说,心还没有在厂里扎下根。虽然厂里给工人们交了五险,但能否安家落户还是大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 “长期在一个厂工作,那是当地工人才考虑的事情,买套房子多不容易啊!”19岁的云南女孩张静感叹。漂泊,在她看来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。

        实际上,金坛的房价每平方米4000元到5000元,如果夫妻两人在晨风干五六年,就大致能交首付了。

        “像金坛这样一个把纺织服装业作为支柱产业的县级市,与其重金引进高学历人才,还不如用优惠的落户条件多吸引些工人。” 尹国新说。

        一边是一心想留住员工的老板,一边是一脸迷惘不知道青春在何处安放的工人。他们的未来将会像两条平行线各自前行,还是会逐渐交织?

        除了企业内部的事需要考虑,尹国新还要考虑如何应对外部压力——这个压力将在未来几年持续存在。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江辉描述过“这个压力”:企业招工难、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局面将成为常态,设备自动化是不可逆的趋势。

        一些纺织服装企业开始在车间采用更多的自动化设备,另一些则将车间直接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,甚至是异国他乡。

        尹国新引述了一组数字来说明中国纺织服装业面临的用工成本压力——越南制造业平均月工资约1000元,孟加拉国约400元,中国则约为2500元。“我们能做的,就是加快从低成本优势向产业链综合竞争优势转变。”

        但牵一发而动全身。除了尽量留住工人,设备更新、产业转移、品牌创立、产业链打造等各个环节,都要精心布局。

        “纺织服装业的转型升级,没法跨越式发展,只能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做。”尹国新说。

        纺织服装业并非时尚引领者——这是让尹国新们感到沮丧的一件事。我们只负责加工环节,而设计、物流、零售等高利润环节都不在中国人手中。

        “加工一件外贸服装,最后赚到的,只是一个领子钱。”纺织工人成燕说。但是她并不像尹国新那样对此耿耿于怀,她有自己的世界和所关心的事。

        成燕表示不会在厂里干到退休。“再过两年我打算回家开个超市。”这是成燕的人生规划。而尹国新则希望像成燕这样的好工人能一直留在晨风。

        结束采访后,一个强烈的感觉浮现出来——

        中国的纺织服装业就仿佛是一个制衣车间,这个拥有2000万产业工人的巨大车间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,它必须更有吸引力,它必须更有效率,它必须变得不再只是一个车间。

        (本栏照片均为戴辰康摄 栏头题字:郭强)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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